一个经济间谍的自白，我在日本第一大综合商社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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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领域，我们没有“日本通”，只知道隔海遥望日本发展的宏观数据、行业动态，而不搞清楚其具体的微观状态，是没意义的。必须从“细节”上，从“基因序列”上，把日本企业彻底搞个明白。
　　可是，对于日本这个强大的经济发展“榜样”和“对手”，我们却鲜有踏实、细致、认真、全面的研究者。日本企业的生产流程、技术研发、产品渗透等等，都需要我们做深入透彻的分析、跟踪。
　　我们的大学很少有关于日本历史、文化、经济的专业，这是很不正常的。这说明我们整个社会缺少研究日本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氛围。反观日本，各个领域的“中国通”比比皆是。
　　在目前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中，我们需要学习，不能浮躁，更不能漫无目的。你不研究日本，你怎能知道它的长处和短处？知道了日本企业的高明所在，那么我们的企业在竞争中才能够赢得主动。
　　1991年7月，我走出大学的校门，进入北京市第一轻工业总公司工作。仅仅一个月后，听到同事们都在谈论着一个话题：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于1991年8月10日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这次访问，意义非同一般，因为1989年6月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而日本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主张不应孤立中国，海部首相成为北京政治风波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七国首脑。
　　紧接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1992年10月23日，日本明仁天皇开始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当晚人民大会堂欢迎国宴上，明仁天皇谈到历史问题时说：“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并开始了国家的复兴。”此时，中日关系处于非常友好的时期。
　　1993年12月底，经过北京市外企服务公司（FESCO）的推荐和一次简单的面试，我无意中进入了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现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的粮油食品部工作。这时，我是一脸的茫然，不知三井物产是什么样的公司，只是想来外企挣点儿高工资而已。只记得当时面试我的部门总经理内田龙太郎先生对我说：“三井物产是日本最好的商学院，你是来学习的，需要做好长期在这里工作的准备。”
　　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上一年度的世界500强企业，三井物产名列第一，紧随其后排在第二至第五位的是另外几家日本综合商社，印象中分别是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和丸红商事。此时，我才意识到我进入的这家公司在日本乃至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现中化集团）作为首家综合商社试点企业。
　　上世纪90年代，在“走出去”战略影响下，学习日韩模式，做大做强中国企业曾成为一种主流趋势，期间出现了研究综合商社的高潮。这一时期出版的专著有辽宁大学出版社的《日本综合商社》（1995年）、天津大学出版社的《日本综合商社》（1996年）和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综合商社：理论?实践?借鉴》（1998年）等。以“综合商社”为关键词，查维普中国期刊库，1991—1997年间相关的论文有250篇之多。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中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转向美国经济模式，通过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控制利率杠杆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实施干预措施。存款利率一度涨到12%左右，五年期以上保值储蓄还可以得到12%左右的保值利息，也就是说长期存款的利率几乎达到25%，这种高利率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少见的。一系列政策的结果是货币的回笼，通胀的消失，同时也造成经济发展的急速刹车。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异常变化并没有引起日本企业的高度重视，我所在的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还是一如既往地忙于接待准备到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作为综合商社，三井物产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协助财团的关联企业进军海外市场。此时，由于中国市场没有真正开放，三井财团的众多企业正在大规模地向东南亚地区投资，但目标还是中国的市场。与此同时，三井物产已经带领日本企业在中国成立了一批合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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