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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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熟悉市场经济常识的人，或许都会从上述表述中产生忧虑，这就是：下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主角和次角将不会改变——虽然“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从“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重点强调中可清晰地看出：至少在本届政府内，“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将不会得到稍许改变。换言之，“国有经济为主，民营经济为辅”的经济发展方向将持续下去。下面，就是问题和悖论所在：
　　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的一种经济体系，它与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充满争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其前所未有的挑战性就考验着中国的当政者——自二十年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以来，一直都坚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在能源上、资源上、资金上予以优先照顾；在政策上予以重点倾斜。如此“既定国策”，给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因素。也导致中国市场经济难于真正形成和成型。西方“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固然很恶毒，但自审和反省也是十分必要的。
　　平心而论，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思路和决策，可谓对症下药。然而，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条件下，如何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为资源配置能否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最关键一点是必须有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大环境。而在一个由公有制经济唱主角，国有企业垄断社会大多数能源、资源的畸形市场竞争环境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局面是绝难形成的！如此一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就难免成为一个美好的幻想了。
　　所以，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瓶颈问题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跻身世界五百强企业。而其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控企业。国控企业的“辉煌”，使得不少人自我陶醉于“中国模式”中。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怀疑市场、质疑市场之声此起彼伏。殊不知，国企的“辉煌”，恰恰是市场经济之灾！——因为国企的业绩和利润，是垄断的结果，而非公平竞争之功。且看：
　　《财富中文网》今年7月8日公布了最新的世界500强企业排行。国内地企业由去年的73家增长至89家。其中，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移动等公司依次名列中国公司排行榜前八名。上榜公司主要是石油、金融、电力、电信、钢铁等能源和垄断行业；上榜公司的绝大多数是国有控股企业，其中多数处于受管制的垄断性行业。完全市场化经营、真正体现国民经济活力的民营企业只有7家上榜。
　　今年7月16日，《财富中文网》公布了2013中国企业五百强名单。前二十名除平安保险之外，为清一色的国控企业（平安保险的“民企”身份也一直倍受质疑）。
　　中国国企的“辉煌”既可以从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等几家垄断行业在历年的世界五百强、中国五百强企业排行榜中看出，更可以从金融行业历年的暴利中看出：今年上榜世界五百强的9家中国商业银行，占据了中国89家上榜公司利润总额的55.2%。自2010年之后，中国银行业利润总额、资本回报率名列全球第一。2012年7月2日，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2011年度排名，中国的三家银行包揽了全球银行业利润榜的前三名，当年的利润占到全球利润的29.3%，中国工商银行连续两年位居榜首，税前利润达到432亿美元。中国建设银行紧随其后，利润达到348亿美元，排在第三位的中国银行利润达到268亿美元。
　　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跻身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国外公司，无一是国有企业。其中绝大多数是处于全球产业链上游、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利润主要来自海外市场的跨国企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利润就来自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级市场。）。而世界企业五百强中的中国国控公司和中国企业五百强的国有公司，其绝大多数分利润来自国内，所赚的钱绝大多数来自本国老百姓腰包！
　　中国国有企业的“辉煌”背后，折射出两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一个是“近忧”，一个是“远虑”。下面先谈“近忧”：
　　1、垄断国企的高利润，绝非靠科学管理，靠高品质产品、高品质服务赢得市场和利润，而是靠垄断能源、资源，靠政策倾斜，靠价格垄断；其落后的、半衙门化的企业管理方式造成了惊人的腐败和浪费；而其占据的极其庞大的资源、能源份额和贷款份额，又把民营企业逼上非常狭窄的生存空间。
　　2、垄断国企价格垄断下的高利润，既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加大了低收入阶层民众的生活压力，也加大了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这里，姑且不谈长期被国人声讨的中石油、中石油价格垄断，也不谈当今中国电信企业高于20%利润率（其他国家不超过10%，电信业发达的美国，利润率甚至还不到1%。），仅以银行业为例：《新京报》去年一篇题为《金融十年:打破垄断暴利利率市场化加速》文章报道：“在中国实体经济萎靡的大背景下，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中国银行业2011年的利润暴增至1.25万亿，几个国有大银行更是日赚十几亿元，让天下为之侧目。”为此，有部分银行高管表示“银行利润高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银行的暴利不但大大地加重了企业经营成本，还把地方政府债务带入恶性循环的困境。更至命的是：中国特色的“政府+金融”的增长方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政府对金融资源的绝对控制，导致金融资源长期重点投入到政府主导的领域，而不是最能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领域。这样做的恶果是：政府和国有企业通过借贷主导大规模的投资，大量民间投资被挤出。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长期面临融资难、贷款难问题。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再谈“远虑”：
　　从历年世界企业五百强和中国企业五百强的上榜名单中可以看出，上榜公司主要是石油、金融、电力、电信、钢铁等能源和垄断行业。居全球产业链上游、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利润主要来自海外市场的跨国企业几乎缺失。这就是“远虑”所在——世界上无数成功和失败的市场经济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市场经济的主体，应当是最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员工积极性，能最大程度发挥、挖掘国民思维创新能力和国民生产力，能最大程度降低政府和社会投入的民企。而非经营管理有太多永远难于克服的弊端，严重扼杀员工积极性、思维创新能力和企业创新能力，效率低下，只能靠政策倾斜和垄断过日子的国企。
　　确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国家安全、服务、福利等需要，国家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成分，这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据80年代中期的统计，国有经济所占成分，英国为10％，法国为18％，联邦德国为11％，而美国更低，在国有企业中就业的人数仅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1．5％。直至现在，情况仍然相似。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国有企业比例如此之低，并非这些国家对国企有天然的厌恶，而是鉴于国企永远难于克服的经营管理弊端，以及由此带来的低效益。换言之：真正市场经济国家“民强国弱”的经济结构，与政府和国民的好恶无关，与意识形态无关，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效益才是决定因素。所以，如果当今中国“国强民弱”的经济结构不改变，中国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竞争日益白炽化的条件下，只会永远扮演“世界加工厂”的角色。永远难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大国。
　　另外，从近年跻身世界企业五百强的平安保险、江苏沙钢、华为控股、山东魏桥、浙江吉利等几家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中可以看出，这几家完全市场化经营、真正体现国民经济活力的民营企业，真正初具海外市场竞争力的只有华为一家。而从华为近年在海外的经营状况来看，也不难摆脱中国传统产品“以价格取胜”的怪圈。这便凸现一个严重问题：作为后发工业国家和初步进行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制度、经济结构、产品竞争力远远落后于世界上老牌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条件下，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贸易大战中，中国企业如果要走出目前四处“挨打”的困境，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最终赶上或超越，就必须呼唤降生自己的微软、苹果、丰田、松下、三星、西门子……就必须打造更多的比平安保险、江苏沙钢、华为控股、山东魏桥、浙江吉利更强更大的超大型民营企业。要做到这一点，诚然不能现搞“大跃进”和“超英赶美”那一套，而是首先立足于打造一个健康的、充满朝气、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要打造一个健康的、充满朝气、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改变现有国民经济格局、重点扶持民营经济的成长和发展，便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而要做到这一点，“破国企垄断之权，为民企松绑”则最为关键。这也是下来经济体制的“破局”之处。
　　诚然，在现实中国政治大环境下，如何打破悖论，走出困境，确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难题。窃以为，破局之钥匙，就在李克强总理的一句话：“现在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闯险滩，必然要触动利益，为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义无反顾、奋力向前，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坚定不移、循序渐进地推进各项改革。”而切入点则在两处：“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与“坚定不移、循序渐进地推进各项改革”。——“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着重逼使中央、省一级的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加大内部改造力度，使它们逐步走向现代化、规范化。其中，关系到国家安全、福利、服务行业的企业，则借鉴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管理、经营模式；其余的则加大市场化力度，使之最终成为具有强大市场竞争能力的现代化民营企业。而市、县一级的国有企业，则全部予以市场化。
　　无疑，大型国企改制不仅严重考验中央政府打破利益格局的决心，还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就是如何找到国企改制的良方。对此，德意志银行亚洲区投资银行主席蔡洪平先生在《降低控股比例是国企改革钥匙》一文中的意见和建议极具建设性，这就是：“降低国家的控股比例”。理由是，二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领域中一个最大的成本概念却被疏忽了——中国国有企业的控股成本，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而欧美及其他亚洲国家企业的控股股东们，无不以非常低的持股比例来控制、管理企业。低比例持股的控股结构大幅度放大了企业资本杠杆，加速了企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凸显了商业精英和优秀企业家在资源配置和效率方面的能动性和约束力。
　　作个横向比较：在上市公司层面，除了法国和新加坡，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超过30%的企业已经不多。在美国企业中，像IBM、微软、GE这样的跨国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都不到10%。然而，在相当多的中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中，国有持股比例都超过50%甚至更多。控股比例最高的如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石化、中国神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国有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均超过70%。极高的持股比例，大大加重了持股成本。企业资本杠杆被压小，企业发展迟滞。严重影响资源配置和效率方面的能动性和约束力。
　　所以，只有大幅度降低国有企业的控股比例，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将进一步厘清。“小政府、大市场，小政府、大企业”的局面才能够真正实现，才能避免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另类垄断行为。唯此，长期以来“国强民弱”的经济结构才能得到根本改变，中国的市场经济才能走上规范化、正常化；也唯此，下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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